建设有控制的理性之必要（一）

我们反对那种无所不在的工具主义、知识主义的计划性，反对宏大计划的乌托邦性质，但是，我们必须建设健全的、可靠的理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健全的、有控制的理性去支撑文化的框架，那么任何一种文化都将在改朝换代中被摧毁。有控制的理性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一种道德和行为的底线。比如，对追求真、善、美的行为和创造力的保卫，对个人选择和话语权力的尊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弱者的怜悯，对教育的社会的、民间的性质的认同，对任何思想的反省与批判等等。这些被文明史进程证明为正当的理性内涵，已经形成了人类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文明准则。我们的理性必须在这些底线之上进行时刻的反省和批判，否则，理性就会在社会管理和运作过程中变质。理性需要控制，以防止其泛滥；同时，理性也需要保护，以防止被剥夺。任何当代教育中，被事实证明有着文明品质的教育活动，都要服从有效地控制理性泛滥和防止理性被颠覆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是开放的，基于自由原则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准则朝令夕改，常常因人而异，那么这样的教育管理就会失去底线。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教育失去底线的社会，其他任何行业的社会运作也同时失去底线。失去了道德和价值底线的社会，是一个腐败泛滥的社会。个人的腐败是任何社会都有的，但丧失理性的全民性质的、全行业性质的腐败，则世所罕见。从理论上讲，在所有行业中，教育和医疗两个行业是社会的底线，如果这两个行业也腐败了，那就说明整个社会已经礼崩乐坏了。诚若是，教师和学生以及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变成可靠理性原则的瓦解者。当然，这里说的腐败，更重要的是指思想意识的腐败。思想意识的腐败比任何经济形式的腐败更为可怕。社会、公民的集体意识如果被可靠的理性所控制，那么社会的思想意识就应该有一个以良知、正义为支撑的理性轴心。这个理性轴心，是社会成员和公民心理安全的基石。如果没有这个基石，社会和人心就会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

有控制的理性虽然难以把握，却也是常识。常识的东西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多数时候都会走样。不过，常识也并非不能用语言交流。可是，很多时候，要说出常识，则需要有勇敢的人品。一个事情，本来是光头上的虱子，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只要不是死人都能感觉。可是，许多人活在人世间，就在扮演瞎子和死人的角色。更奇怪的是，这些人通常还被称为“成熟”的人，也就是“乖”的人———实际上是鲁迅先生说的，做稳了奴隶地位的人。这样的人一旦成群结队，控制了局面，有良知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有历史责任的人就无立足之地了。以群体意识控制个人，个人就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理性堕落。

对一个社会来讲，最可怕的莫过于群体性的理性堕落。理性堕落的层面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即群体性弱智与偏执。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说：“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者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是剥削他们的人。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是这种论证。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惟一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①勒庞的意思是说，对于群体来说，谎言和口号比真理更吸引人。

可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原则、德性和情操，也需要长期的努力，使它们在群体的荒地中生根发芽。这是教育需要做的事情。不过，要控制那些群体头脑中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不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的伤害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任何近似绝对的群体观念，都会矮化个人，将优等才智降低到普通或劣等才智的层次。当群体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的时候，只要有恰当的口号，群体就会像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勒庞又说：“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讧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②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勒庞所感叹的悲剧性后果就不断出现了。教育活动所能做的事情，是将人类的悲剧和光荣如实告诉学生，让年轻一代尽可能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尽可能在此基础上去维护群体的利益，并深刻反省个人和群体的所作所为。

①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9页。

②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8页。

本真教育的回归呼唤伟大的教育家和仁人志士（二）

任何一个时代，教育的回归和转型都需要伟大的教育家和仁人志士去推动。而推动教育朝着本真的价值回归的伟大教育家和仁人志士，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出现需要社会环境的催生。伟大的人物也是具体的个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他们是承担者，他们有古道热肠，有奉献精神，同时他们也是最需要理解和保护的人。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大才，但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养育大才。伟大的教育家、圣哲、仁人志士是支撑文明历史框架的栋梁，一个社会如果造就不了这样的人，容忍不了这样的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要大打折扣。我们可以断言，能否使各个行业的大才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才脱颖而出，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不管在乱世还是在治世，这一衡量标准都同样适用。

伟大的人物是一种精神向度。在伟大的人物的人生经历中，体现着正义的力量，体现着德性和情操的人格内涵，体现着心灵的赤字情怀、心智的文化选择以及人类的教养。在伟大人物的感召下，许多智者，许多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发现了自己，创造了自己，解放了自己。他们同时用实际行动去感召一个时代的人们发现自己，创造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可能因此历尽沧桑，备受摧残，但他们义无反顾，将自己的精神融入了整个时代，甚至改变了整个时代。

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个人的、集体的心智还没有泯灭，那么就应该造就出伟大的人物来承传历史文明，创造今世德泽，拨弄未来风云。(李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