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的教育即常识教育

本真的教育即常识教育，这本身也是个常识。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把这个常识给忘记了。我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计划，以各种语言罗格斯的言说体系，把知识的衍生物、知识的副产品当成了真知灼见加以推广。这是对常识的背离。本真的教育呼唤回归常识，就是要从人类普适性的价值原则出发，清理知识的衍生物对人类心灵和心智的遮蔽，使教育活动保持创造性的本真状态，以抵御知识对人的异化即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干扰。

从教育的基本原则来看，对常识教育影响最大的观念，是进化论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时刻强调创新，以为只有创新才是推进教育发展的动力或必由之路。进化论的教育观是教育改革的主流观念，很少有人思考过这种教育观的危害。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包括基本的教育理念在内的许多教育观念，是恒定不变的。个人不是一个不断改进的机器，人类的群体也不是一堆机器。个人和群体亘古以来不断地死亡和更新，时代不断地变化，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但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价值需求和关怀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在教育活动中却对人自身失去了基本的了解，把人当作机器装卸、改造的对象，目的是要想通过一套工具理性的管理模式彻底地把人工具化。在这种教育理念支配下，人变得越来越屈服于人自身创造的体制。这是人类教育改造的巨大悲哀。

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不是想方设法去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我们要做的是，谦逊地向古老的人类圣哲们学习，向我们曾几何时遗忘了的古老教育观念学习，使教育的实施朝着自由、人性的方向回归。

通常的情况下，常识就在人心当中，在普通人的生活准则当中，而不在那些转弯抹角的理论框架当中。我们这些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士，要学会向普通的人们学习，向普通的人心追问，我们到底将人类崇高的教育事业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从教育观念上讲，教育要回归常识是困难的。在教育回归常识的途中，我们面临着的最大障碍，是我们教育者自身已经被异化成了某种体制的工具。一个没有纯朴心智和情感的教育者，是理解不了常识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巨大的障碍也来自受教育者那里。许多受教育者在长期接受伪知识熏染之后，已经成了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工具理性的群体，这就给本真的教育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工具和机器是理解不了非工具的人格的。工具或机器不会关注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操，只能把教育整体上变成利益集团和所谓的文化、教育产业。

一个民族如果不实践本真的教育，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心智的堕落就开始了。因此，使教育回归常识，回归古老的传统，成了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回归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任何时代，当教育的所谓创新和发展走出了以人为本、以养成人性的美好品德为本质的轨道，有识之士都要倡导和实践这种忠于古老传统和常识的回归。

本真教育的回归呼唤伟大的教育家和仁人志士

任何一个时代，教育的回归和转型都需要伟大的教育家和仁人志士去推动。而推动教育朝着本真的价值回归的伟大教育家和仁人志士，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出现需要社会环境的催生。伟大的人物也是具体的个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他们是承担者，他们有古道热肠，有奉献精神，同时他们也是最需要理解和保护的人。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大才，但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养育大才。伟大的教育家、圣哲、仁人志士是支撑文明历史框架的栋梁，一个社会如果造就不了这样的人，容忍不了这样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就要大打折扣。我们可以断言，能否使各个行业的大才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才脱颖而出，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不管在乱世还是在治世，这一衡量标准都同样适用。

伟大的人物是一种精神向度。在伟大的人物的人生经历中，体现着正义的力量，体现着德性和情操的人格内涵，体现着心灵的赤字情怀、心智的文化选择以及人类的教养。在伟大人物的感召下，许多智者，许多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发现了自己，创造了自己，解放了自己。他们同时用实际行动去感召一个时代的人们发现自己，创造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可能因此历尽沧桑，备受摧残，但他们义无反顾，将自己的精神融入了整个时代，甚至改变了整个时代。

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个人的、集体的心智还没有泯灭，那么就应该造就出伟大的人物来承传历史文明，创造今世德泽，拨弄未来风云。

苍白的心智

个人的心智、民族的心智和人类的心智有很大的区别，不同时代，个人、民族、人类群体心智三者都是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这三者的内涵也不相同。民族的心智未必统摄个人的心智；个人的心智，也未必植根于民族的心智之中；个人、民族的心智未必就是人类心智的写照；人类的心智虽然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个人和民族心智的总合，但由于个人和民族心智的时代性、复杂性，作为人类的集体心智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的预设。我们可以说，心智是心灵的文化、逻辑内涵，而心灵则是心智之光华。

俄罗斯学者B.B.科列索夫在《语言与心智》一书中写道：

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心智的普遍概念。以下是俄罗斯学者的几个说法。通过它们，我们尝试区分心智概念的基本特征。

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心智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以前人们的世界图景；它内部是矛盾的，取决于许多原因（性别、年龄和阶层），因此，最好单独谈论心智。这是一部分人对于其他人的理智问题。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心智是对于具体文化而言，典型的人们精神生活的特点，受到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知识＋信仰）。这是发展完备的民族性格（“人民精神”）。谢苗诺夫教授说：心智是“历史形成的长期的思想趋向，属于这样或那样社会团体及其代表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价值、规范和规定在认识、情感和行为方面的综合体现。”

民族学家认为：心智是优先权、规范和行为模型在具体条件下的民族表征体系，基于无意识的综合原因之上（民族的常体），在社会环境中得到培养；这是创造居住的文化环境的价值体系。因此，我们谈论的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民族禀赋。心智是普遍接受的、种族对于外部环境不同表现的相同反映的意识观。

文化学家认为：心智是个体的精神装备，包括语言、智力、意识、思维以及“我”。心智不一定是正面现象，但心智如果没有语言和思维的积极参与，会成为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心智表现的最高形式是无须选择的觉悟，以直觉本能为基础。文化学家认为，狭义的心智首先是语言和词语。

研究东方文化的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心智是朴素的世界图景，追求完整，而不是完满（像科学图景那样）；它是实用性质的，具有美学形式，在愿望情态（幻想）中起作用；逻辑此时位于第二层次，因为人们不以概念思维：这是通过智力的形象符号进行的具体、非推论性质的思维。心智，最终是“涵义，或语义场体系”。这样，心智，就其特征而言，是价值坐标中朴素、完整的世界图景，它长期存在，不取决于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基于种族禀赋和历史传统；体现在每个社会成员的情感、理智和意志中，其基础是共同的语言和教育，它们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而民族精神文化形成民族生存地域的精神空间①。

不管哲学家、学者们如何定义心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心智是人之为人的文化内涵特征，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因素。有一位思想家说过：禽兽是没有心智的。在知识泛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既可能培养个人健全的心智，使一个时代的集体心智在文明和人道的前提下，变得健康而服从正义的准则；也可能使人的心智扭曲，变成受特定话语系统和特定行为模型规约下的牺牲品。

文化和人格建构的历史经验表明，最可怕的个人的或集体的心智，不是蒙昧的心智，不是缺少知识的心智，而是被知识或各种说法武装下的苍白的心智。这样的心智被所谓的文明和所谓完美的价值系统所伤害而不知其被伤害，被语言和思维体系所俘获而不知被俘获。这样的心智塑造的人格，成了淳朴的自我的敌人。苍白的心智不是空无一无的心智，而是被填充和重压的心智。最可怕的是，这样的心智也不知道被填充和重压，相反，却感觉到非常地“自在”和“轻盈”。这样的心智有一整套的说法加以支撑，是填充和重压失去感觉。相反，如果没有填充和重压，这种心智就会失去平衡，失去人生的所谓意义。

苍白的心智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心智，要在这样的时代实施本真的教育就困难重重了。我们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集体心智就知道，一种缺乏个人选择的集体心智，意味着本真自我的集体死亡。心智的死亡有时候表现为狂热的运动，比如法西斯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是例证。在这种狂热的集体心智下，个人心智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心智的死亡也会表现为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对正义、良知的彻底漠视，对他人漠不关心，缺乏人类最古老而又厚道的怜悯之心，缺乏基本的人道的羞耻感。

参考文献：

①《语言与心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5～6页。(李 森)